26 / 05 / 18
《监狱来的妈妈》又把许多熟悉的东西摆到了大家的面前，什么女性困境、家暴叙事、母职苦难。看到这里，我已经有一种很深的疲倦感，没有任何觉得女性困境不值得讨论的意思，只是觉得诸如此类的讨论，在当下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固定的流程。
这电影，如果它只是拍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如何重新生活的话，那无妨，毕竟刑满释放人员绝对有重新回到社会的权利，可以工作，可以生活，可以面对亲人，也可以被电影记录。但它是一件真实事件，并且在宣传和讨论中塞进了女性困境的叙事框架，而在网络舆论中被翻出的刑事裁定书所呈现的司法认定，是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抗家暴的故事。
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叙事，前者天然会把观众的同情引向加害者，甚至让她在道德上接近受害者，而后者则是告诉人们，这里有一个真实的人死去了，而且法院已经对结果作出了裁决。如果一部电影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却把观众引导向前一种叙事，那这真的不是在借女性困境重塑案件性质吗？在女权语境里，这样的质疑很容易被归类。你质疑事件中的家暴反抗是否有依据，就可能被说成是在否认家暴；你质疑加害者本人出演并获奖是否合适，就可能被说成是在反对刑满释放人员重生；你要求尊重被害人的位置，就可能被说成是在共情男性；你追问真实事件改编是否应当尊重司法认定，就可能被说成是在参与男性围剿。
讨论还没有真正开始，帽子已经准备好了，这就是让人疲倦的地方。它不允许一个女人同时是困境中的人和犯罪责任人，不允许一个故事里同时存在婚后的冲突和被害人的死亡，不允许人们在同情一个人的处境时仍然追问她是否对另一个人的死亡承担了完整责任……它要求你先站队，再思考，甚至很多时候，它并不需要你去思考。
现在很多的女权讨论已经越来越依赖一种道德豁免，只要一个女性被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她身上的其他问题就会被自动推迟、淡化、解释、转移，她的痛苦会被不断放大，她造成的伤害会被自动放进结构压迫的背景里重新理解，到最后，好像只要一个女性能够讲出自己的苦难，她就可以获得某种叙事上的优先赦免。
所以这电影，真正让人不舒服的，是它试图通过“母亲”、“女性”、“家暴”、“重生”这些词，将一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包装成了一个观众更容易接受的女性受难故事。它只让人看到了女权如何为了维护一个“女性受害者”的叙事，选择性地忽略事实、淡化责任、挪开被害人，最后再把所有质疑都解释成男性围剿。所以我不认为它是什么女权的胜利，它只会继续败坏女权的名声。